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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过我们今天认为我们可以做得更好，自然有些缺陷，我们可以防御病虫害，我们可以用一个办法比自然做得更好。

安乐哲和郝大为提出民倾向于集体行动，并且早期对于民这一概念的使用带有强烈的盲目、愚昧和休眠等暗示。不需要成为一个激进的个体主义者，也能够发现其中一些信息的缺失：孟子真的能从一个给定的农民的视角来对生活概念化吗?他针对人这一概念的普遍主义论调，提倡一种视角上的延伸以及伦理关怀的扩展，但是他的政治理想却过于狭隘而无法认真考虑大众个体的独特视角。

⑩ 慈继伟强调个体必须在充分自愿时才可进行身份认同：个体必须(主观上)想要去进行身份认同。我们不应该期待我们的领袖具有道德上的纯洁性，但儒家告诉我们应该去寻找那些在多种美德上超越普通公民的人来做领袖。相较而言，人这一概念就被用来特指形容作为人类的一个具体的个人，并带有一些积极内涵。孟子时常将统治者比作家长，但是难道家长不应该将每一个孩子都视作一个独特的个体(如孩子在抚育关系中向家长提出独特的需求)，而是将他们视作仅有同意需求的群体吗?这些问题以及他们所指向的解决方案，都驱使我们向民主儒学的方向前行。参见Kim,Sungmoon.Confucian Democracy in East Asia:Theory and Practice.Cambridge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 (28)参见郭峻赫的文章。

(《孟子·梁惠王上》第七章)明君并不会以罔民为荣。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我们有自己安身立命的所谓传统，而我们面对的是整个无论我们内心或外在世界都是来自异己的这样一个处境，两姓在思想上、生活方式上真正分歧在什么地方？ 一、用具形而上学的形态及意涵 在200年前，黑格尔在现在的海德堡，后来在柏林讲所谓哲学史，留下了著名的《哲学史讲稿》。

我个人认为他后来认识到自己的批评本身不足以改变形而上学的格局，所以他试图寻找别的方向。那么这五等丧服的含义是什么呢？历来的解释是，比如最重的丧，为父亲服丧，就是斩衰三年，但是对于斩的含义，经书的解释有两个含义，一个是疮冻之剧，如斩，如割。我们都熟悉马克思的论述，人是因为使用工具才与动物区分开来。我经常喜欢引用的这段话就是《利维坦》的第一句（这本书是讲实证哲学非常重要的著作），它第一句清楚地表明了这里面的逻辑。

进一步讲齐衰，齐衰实际上是疏衰裳，疏就是粗的意思。而君子要成为的器就是礼器。

当然我说行也不仅是各位在下面所做的许多事情，外在的事业，而我想首先是自身的成人。这个形状，用柏拉图的说法就是床是其所是的东西，简单的说就是床的本性。比如画家画一张床，就像梵高曾经画过一个卧室，卧室里面有一张床，当然这张床你如果去看的话会发现梵高画的比例非常糟糕，我估计这张床是没有任何功用的。因此我们看到任何一个东西其实有双重的起源，一个起源是它使用的技艺，这个技艺也即是它的用途决定了它的目的，告诉我们关于它的知识，也即是说使用者有关于床的最根本的知识。

但是，我个人的想法，即使不按凌廷堪的理解，按朱子的理解，那么这个物也不是用具意义上的简单的器物，或者说外在的东西，也不是说我们能够看见一个东西就能够把握它的形式，在认识、关系上能够对它做一个客观的把握。这是他画的一张床，我想这个例子可能对梵高不太合适。我一直觉得这个例子非常迷人，因为它直接和希腊史诗里面的一个故事有关联，也就是《奥德赛（奥德修记）》里面第二十三卷的一个故事。那么，这是从孔子思想以及中国思想在黑格尔笔下的一个重要的表述。

因为这个床，当时描述这个床是怎么做的：院子里有一棵枝叶修长的橄榄树，树叶非常繁盛，我（奥德赛）把枝叶去掉，把树干修平，在这棵树上面造了一间卧室，然后把树干修成了床基，在上面铺上了金银、象牙以及漂亮的皮革，然后做成了一张床。那么这也就是说，孔子对子贡的期许里面，能够看到礼器这个概念所具有的一个更深的一个含义，也就是说，礼器中包含你要成人，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但是无论前者后者它都是取决于使用上的用途。它说祭器为先，牺赋为次，养器为后，养器，在其他地方，大概是《士丧礼》里面也称六器，也就是说养器是我们平时生养，自己用的器，但是祭器是一种典型的礼器，所以在家制作宫室的时候，首先要做的是祭器，而不是自己所用的养器，这是我们看到整个《礼书》里面描述的这样一个重要的次序。

这个研究，我个人认为比起你们面对的中国自身的传统来说，相当不成熟的一点，其实不仅是技术、体制、个人资质方面的原因，很大程度是我们如何面对这个异己的东西、如何看待这个研究本身，这还是相当不成熟的。但是由于上帝有无限的智慧，所以人造的器具，永远达不到上帝所制作的精美。也就是说在这个传统里，整个世界是神所造的。柏拉图在《理想国》里有一句原话非常重要，他说，每一种器具、生物乃至于事情其德性美好乃至正确都不是针对别的，而是针对它的用途而言的。但是这句话按字面的意思理解，他说到了非常关键的地方。中文很贴切地，或者说非常有意识地翻译作形而上学，下面会再介绍这一点。

也就说，在《礼器》这篇里，实际上包含了两个内容，一个是说，通过了解礼器的使用制度来了解一个成德器的意思，这个成德器的内涵我们一会再讲。人造的动物是一种很奇怪的说法：生物本意是自然所生的东西，但是霍布斯说生物本来也就是机械，所以我们也可以制造这些东西。

这是我们说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即使在柏拉图这里，用具，像床这样一个器具，它的真正来源是它的使用，是它的使用决定了它的制作，而这个制作有三个不同的等级，最根本的是制作出这个东西的外形、形状，而不是直接做出这个木头，那么然后，工匠只不过是照着这个形状进行进一步的制作，那么我们说当然，亚氏的哲学和柏拉图的哲学有非常大的差别，但是亚氏在《物理学》里所做的讨论，我认为他继承了《理想国》里柏拉图关于使用的这个技艺在所有技艺中居于本原性的这样一个重要的想法，也就是对于我们眼下看到的一张床来说，亚氏只不过不是说我们还有一张真床，那张真床，真实的床就是在这张床上，只不过是这样床的外形和形状，也就是所谓的eidos（形式）不是独立存在的，而就在这张床里面，只不过它是加在这张床的质料上，就是这堆木头上，当一个工匠制作一个东西的时候，他既不做形状，也不做木头，他只不过是要将这个形状加在这个木头上，这是亚氏的基本想法。这个讲稿很有意思，最初就是从东方哲学开始，黑格尔说：我首先要讲讲东方哲学，但是东方哲学其实本来不属于我们的体裁和范围，因为它根本就不是哲学，严格来说只是一般东方人的宗教思想方式，但是我们还要讲一下。

这一点是看用具和礼器的一个方向。一张是画家所画的床，然后是木匠所造的床，还有一张是那张在自然中的床，也就是本性中的床。

当然了，刚才所言的，都是纯粹意义上的礼器。在比苗族文化更早的比如红山文化，也发现了大量的玉的礼器。那么说，在《奥德赛》的这个段落里，不论表面上看这张床有多少人工的色彩，它已经完全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床，而且仍然根在地里，仍然是一棵活的树。问题关键在于，人在理解其与自然的关系，即使他在使用一件用具的时候，比如说这张床，你把它作为一张婚床来睡的时候，或者你拿一把刀来割一个东西的时候，你是在使用一个东西，它一定有一个器用在里面。

所以我说这个比喻是把异姓的人带到我们的家里。第四个例子是割酒，割刀之用，鸾刀之贵，宗庙里面用刀割什么东西的时候，割刀就是礼记里面所讲的，祭祀宗庙里用的刀不是锋利的刀，而是古刀，这种古刀是非常钝，非常缓，但是却非常的尊贵。

实际上的做法是置办了这种明器，既不是完全的把他当生者，也不是当作死者。一定是因为有不同的思路，你才能理解用具形而上学怎么能够够得上这样的逻辑。

这个在西方非常有意思。一个人死了，把他当成死人来看待是种不仁的行为。

这是抽象的形而上学所引发的一个后果，因此不仅仅是一个形而上学而已，它实际上还包含了整个一套政治哲学和历史观念。那么我们知道，在奥古斯丁的论述里面有特别重要的一个区分，就是利用和安享之间所做的一个区分。学哲学的问题是你很难看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讨论的如此抽象的和我们日常生活有什么关系。前言 谢谢曾馨同学的介绍，介绍大部分都名不副实，所以大家将就一下。

实际上讲的都是在最重要的礼节中讲的是质和数的礼，而不重用和文。明器是丧葬用的，丧葬用的器物中包含着两种器具，一种是祭器，一种是明器，也就是说丧葬中既要用死者生前用的祭器，同时也要重新做一种明器。

如果能用的话，儒家讲，死者用生者之器，相当于殉，其实是一个非常不仁的做法。我相信中国和西方人在这个地方是有形而上学上的不同性情。

那么，我想礼器呢，似乎有一种另外的可能，而更符合我们说儒行的真正义涵。这是两个不同的来源但是它们指向了共同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现实中看到的万事万物是由于其用途规定了目的，只不过这个用途所规定的床的形式、形状，有可能是神在最初做的，但是在世间是由我们人使用展示出来。